东京佐尔格小组与年代的日苏关系以张鼓峰事件(6) - 情报探索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情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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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佐尔格小组与年代的日苏关系以张鼓峰事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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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诺门坎事件中，日苏两国均不希望武装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的特征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东京方面严格限制关东军，不准用飞机轰炸在外蒙的苏军机场。8 月31 日，苏蒙军队将日军追击至中“蒙”边境时立即停止战斗[36]。日军在诺门坎冲突中的惨败表明借助边境冲突迫使苏联停止援华的政策已行不通；中国战场对日军的巨大牵制作用越发显著。日军在张鼓峰和诺门坎挑衅的接连败退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以来，日本对苏联“以攻为守”的北进政策宣告失败。加之欧洲局势的剧变迫使日本在对苏政策上进行全面调整，日苏两国再次回到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上来。1941 年4 月，双方最终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而苏联在这两次边境冲突中的强硬态度与佐尔格小组提供的情报是分不开的。尽管斯大林对该情报产生了不少怀疑，但其他情报机构和日本政府、军队的动向，反复验证了佐尔格情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使苏联及时了解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和日德关系的进展，最终成功避免了与日德两国同时交战的窘况。

结论

30 年代日苏关系演变的过程中，东京佐尔格小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小组成立后为苏联提供的诸多情报，使苏联的对日政策日趋合理和成熟，在当时绥靖之风盛行的国际格局下，有效地遏制了日本的侵略企图。从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来看，东京佐尔格小组与日苏关系的相互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33 年东京佐尔格小组的成立是此前的日苏双边交涉失败后，苏联对日新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作为侵华和反苏的根据地。西方列强对日本侵华采取纵容态度，并有意诱导日本继续北上进攻苏联。苏联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在“不干涉”政策的基础上，谋求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提议遭到日本的拒绝后，苏联不断强化远东的军事防御，在对日关系上不再过于被动。但随着1933 年纳粹德国的兴起，日德两国的接近使苏联开始面临日、德东西两面的威胁。为此在对日政策上，苏联同意出售中东铁路以缓和日苏关系。同时加强对日本的了解，将刚从中国回来的情报人员佐尔格调往东京，弄清日本侵华的真正意图，消除日德联合侵苏的可能性。

第二，1933—1935 年间，由于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工作尚未正式起步，未能向苏联提供有价值的情报。1933 年日本退出国联后，没有像列强所希望的那样北犯苏联，而是逐步地蚕食华北地区，危及列强利益，在国际上开始处于孤立地位。而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在东亚政策上以对华政策为先，向蒋介石“剿共”提供军事援助，对日政策较为消极，日德交涉并不顺利。为抗衡苏联远东军，关东军的兵力也在不断强化。1935 年出售中东铁路后，苏联加强边境防御，日苏军队在“满”苏、“满蒙”边境的纠纷不断，双方的对抗进一步加剧。

第三，1936 年以来，佐尔格小组提供的高价值情报赢得莫斯科的肯定，推动了苏联对日积极政策的形成。日德反共协定签订后，苏联对日本的态度日趋强硬，日本全面侵华后，苏联积极援华抗日，但斯大林不希望日苏关系彻底恶化，在北库页岛权益和渔业问题上仍对日本保持交涉态度[37]。日本妄图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后，陆军强烈叫嚣北进、通过边境冲突向苏施压以中止苏联援华。1938 年2 月，德国为了推进中欧计划，与日本进行军事同盟谈判。英法为避免战争一味地对德日让步，无视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此时苏联正处于大清洗的盛期，斯大林尚未做好对德、日作战的准备。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期间，英法的绥靖政策达到顶峰。斯大林深信英法有意将德、日的威胁引向苏联，因而极力避免对日本开战，并着手与德国谈判以求自卫。日本为摆脱国际孤立的困局，推动日德同盟的建立，急需借武装冲突对苏施压。但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法与苏联交战，因而日本方面严格控制武装冲突的扩大化。苏联主要通过佐尔格小组等情报机构，获知了日本不希望武装冲突扩大化的意向后，借用这两次武装冲突基本打消了日本北进的念头，粉碎了“东方慕尼黑”的阴谋。

不过，斯大林对佐尔格小组的许多情报并未立即完全信任。当佐尔格在报告中表明反共协定暂时不会对苏联有多大威胁、中日战争将持久化，特别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日本不希望冲突扩大化等的见解时，斯大林不肯轻易相信，并认为佐尔格是日本间谍，曾试图将佐尔格召回国清洗[38]。斯大林对佐尔格的不信任，主要与国内的大清洗有关，因为他担心佐尔格的情报过于轻视日本的威胁，会增大苏联远东军对日作战的可能性，尽管他认为苏日战争不可避免。但这并不表示斯大林认为佐尔格的情报不重要，相反，1937 年12 月14 日红军第四局送来的一些佐尔格的分析报告，都保存在他的个人藏书中。这些报告指出了日军入侵苏联远东地区的可能性，也表示日本不希望对苏联的进攻长期化[39]。而且，东京都市递信局破译的电报也表明：张鼓峰事件后，苏联对于佐尔格小组无线电装置的改善需求十分重视，希望佐尔格小组继续提供更多重要的情报，且在诺门坎事件期间，急切要求佐尔格发送有关日本对苏作战行动的情报[40]。可见，斯大林并未因对佐尔格的不信任而否定其情报的价值。经过多方情报的验证后，斯大林最终根据佐尔格的建议，制定了正确的对日政策，在避免武装冲突扩大化上，与日本达成一致。这一点，在张鼓峰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文章来源：《情报探索》网址: http://www.qbtszz.cn/qikandaodu/2021/0415/10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