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佐尔格小组与年代的日苏关系以张鼓峰事件(3)

1935 年3 月，苏联以1.4 亿日元的价格将中东铁路低价转让给伪满洲国，与该铁路相关的工作人员也都回国。边境上的情报人员被迫撤回后，苏联开始加强对伪满洲国边境的警备，以便及时应对边界纠纷。1935-1936 年间，由于日苏双方的军备扩张，“满”苏、“满蒙”边境的纠纷不断激化，并发展为武装冲突。在此期间发生的武装冲突主要有杨木林子事件、绥芬河北部地区的冲突事件、金厂沟事件、长岭子事件、乌蛇沟子事件、观月台事件、张殿英事件、达乌兰事件等[8]。边界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和伪满洲国、关东军对边界的划分意见不一致。关东军和伪满洲国认为边境线不明确，要求重新划定，苏联则认为边境线根据过去俄清两国缔结的诸多条约早已划定，无需再次划分。1935 年6 月至次年11 月，为解决边界纠纷，双方在满洲里召开三次会议，均以失败告终。持续的边界冲突不但没有解决边界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日苏两国的对抗。

日苏关系的日益紧张，要求佐尔格小组及时提供高质量的情报。佐尔格作为一名学者间谍，利用自身所具备的广博知识和学术背景，对日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每次搜集到的情报，佐尔格都会基于自己的判断，或者从与尾崎、宫城交流后得出的结论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部分，附上一定的分析后再发送给莫斯科[9]。1936 年2 月26 日，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在东京发生叛乱，29 日叛乱平息后军部控制了国家政权。由于佐尔格反复强调二二六事件的重要性，德国大使馆很快予以重视，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资料，并要求佐尔格写一份有关该事件的报告。佐尔格于3月完成了报告，并以微缩胶片的形式将这一报告传给了莫斯科。他在报告中的主要见解如下：二二六事件后日本采取了不断扩张的政策，且这一扩张是针对中国的[10]。在3 月的另一份情报中,佐尔格写道：“由于1936 年2 月26 日的事件，日本的战时准备提前了不止几个月，而是几年……因为是有计划的准备，所以本年内不会有战争……没有德国的同时行动，发生战争的几率也是相当低的。日本单独进行战争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了”[11]。

二二六事件后不久，奥特告诉佐尔格，日本和德国代表在柏林进行秘密谈判，后佐尔格从曾参与初期谈判的德国商人哈克处得知，该谈判旨在共同对抗苏联。佐尔格将这一情报报告给莫斯科后，日德间的谈判开始受到苏联的监视[12]。广田内阁成立后，日本决定把反苏反共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与同样反苏反共的德国结盟以牵制苏联。1936 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及秘密议定书。佐尔格在协定签署时给莫斯科发送了两份报告，指出该协定并不会对苏联的安全造成多大威胁。但当时苏联国内已经开始了大清洗，佐尔格的老上司别尔津被罢黜，斯大林也不免对佐尔格产生了怀疑，对于反共协定的签订还是充满了忧虑[13]。反共协定公布后，苏联代表中止了正在召开的第三次满洲里会议，边界纠纷再次激化，武装冲突接踵而至。1937 年6-7 月发生乾岔子事件，日苏双方都试图以武力制服对方。7 月5 日，这一武装冲突以苏军的撤退而结束，日军随即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发生边界冲突时，武力解决比外交途径更有效[14]。在接下来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日军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行动的。

1937 年6 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次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尾崎作为近卫首相的中国问题顾问，事先获悉了日军南下侵华的计划并拍摄了绝密材料，宫城带来的军事情报进一步证实了绝密材料的内容。佐尔格也从德国大使狄克森口中了解到：日本暗示柏林在近期内召回在华军事顾问。佐尔格让克劳森的妻子安娜将这份情报送到了上海的苏联信使手中[15]。事变爆发时，佐尔格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表示，中日战争将会长期化，但苏联方面认为相信佐尔格的意见是一种冒险的决定，要求其提供更为详细的意见[16]。事变后，佐尔格又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电报：“日本人试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打算发动反苏战争。然而，近期内日本并不想同苏联打大仗”[17]。作为回应，苏联于8 月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大力援助中国抗战。在11 月的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上，苏联不受列强的挑唆，坚持不单独行动的对日政策，同时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开始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援华抗战。苏联的援华举动，引起了日军内部北进与南进的激烈争论。1938 年1 月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向中国投入更多兵力，北进的可能性不断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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