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佐尔格小组与年代的日苏关系以张鼓峰事件(2)

正当日苏双方在中东铁路上的矛盾，导致两国间可能爆发战争时，苏联的情报人员佐尔格在东京成立了情报小组。理查德·佐尔格，1895 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巴库，父亲是德国石油工人，母亲是俄国妇女。三岁时，佐尔格全家迁往德国柏林。1914 年佐尔格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加入德国共产党，1925 年成为苏联共产党员，在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1929 年调入苏联红军情报部第四局扬·别尔津将军部下，作为苏联间谍从事情报活动。1930 年佐尔格来到中国，在上海建立一个代号为“拉姆扎”的情报小组，向莫斯科传递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1932 年12 月，佐尔格小组在莫斯科的指示下，成功将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牛兰夫妇①牛兰，原名为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牛兰是他在中国的化名之一。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1931 年6 月被英国警察逮捕，8 月，牛兰夫妇被国民政府引渡到南京。救出，事后为了不暴露身份，佐尔格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

佐尔格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别尔津决定派他去日本进行情报工作，并指派给他两个伙伴，其中一个是日本画家、美国共产党员宫城与德，另一个是无线电报员，他在柏林认识的伯恩哈特。1933 年9 月，佐尔格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抵达横滨。10 月初，佐尔格在横滨见到了伯恩哈特。此后，佐尔格又相继与法国共产党员、南斯拉夫人勃兰科·伏开利克和宫城与德取得联系。1934 年春，上海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尾崎秀实，再次加入佐尔格的情报队伍，东京佐尔格小组正式成立。筹建情报小组的同时，佐尔格也在编织自己的情报网。他到东京后首先访问了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英二和德国大使馆，以此为中心，佐尔格结识了许多日本和外国的记者、德国驻东京的外交官和驻日武官。其中，名古屋的德国武官尤金·奥特升官迁至东京后，与佐尔格来往甚密。

据佐尔格在《狱中手记》中所言，小组的任务可分为两部分。“第一是1933 年指定的一般性任务和1935 年授予的相当具体且详细的任务；第二是我在日本滞留期间根据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自主选择的任务”，且第二部分任务后来被莫斯科认可为“重要且必要”[2]。其中，第一部分任务主要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苏政策的具体内容；日本陆军和空军的改编和强化状况；希特勒掌权后的日德关系、日本对华和对英美的政策；军部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等[3]。上述任务表明，了解日本侵华的真正意图，是当时苏联政府制定合适对日政策的关键。1933 年以来日德两国开始接近，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明确表示要进攻苏联[4]，美英法等国又有意纵容日本北上侵犯苏联。因此，苏联急需了解日本的对外政策，确定日本是否会以伪满洲国为基地连同德国一起进攻苏联。但在1933-1935 年间，由于佐尔格小组情报活动还处在准备阶段，并没有向莫斯科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第二部分任务包括：1936 年的二二六事件及其对日本内政的影响，日德同盟，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与英美关系的破裂，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德战争的态度，1941 年夏天的大动员[5]。从内容上看，这部分任务是在新形势下，对前一部分任务进行的调整和补充，核心内容仍然是日本是否会联合德国进攻苏联。1935 年7 月，佐尔格前往莫斯科，并作了短暂停留。以此为分水岭，小组开始不断向莫斯科传递高价值的情报。这主要得益于小组自身工作能力的加强和重要情报来源的丰富。佐尔格从莫斯科回到日本后，新的无线电技师马克斯·克劳森取代了之前的伯恩哈特，小组的工作能力明显加强。1937 年近卫内阁成立后，尾崎出任首相顾问，佐尔格从中获取日本政府重要的政治、经济情报。1938 年，奥特升任驻日大使，佐尔格作为他的秘书在德国大使馆接触到机密文件。小组的情报价值因这两个重要的情报出处而显著提高。

二、日苏边界纠纷与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一方面对日本实行“不干涉”政策，并努力谋求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另一方面不断扩大远东军的规模，加强在远东地区的防御工作。针对这一军事动向，1933 年6 月，日本陆军统一意见：鉴于苏联的军事实力，把苏联作为假想敌，对苏以自卫为主，迅速整备必要的作战能力[6]。1934 年2 月，苏联特别远东军司令布柳赫尔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表示坚持加强对日备战，保卫苏联远东地区[7]。随着日苏两国军备竞赛的加剧，双边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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