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政治化特性分析^*(5)

情报评估在内容上符合决策立场，也能影响民意。情报机构可以有选择的发布情报评估以说服民众。2002年，美国《国家情报评估》解密版和内部版存在明显的差异。公开解密的白皮书放大了伊克拉对美国的安全威胁，支持对伊主战决策，并宣称其结论都有可靠的证据支撑[23]。内部版却认为，出于对美国报复的担忧，萨达姆不可能认同基地组织对美展开恐怖袭击[11]154。这一结论明显会削弱决策意图，因而并未解密。

5.3利用情报成为政策失败的挡箭牌和替罪羊从决策程序来看，情报应成为决策的先导，但在实际过程中不仅存在逆决策过程的情报政治化现象，还存在情报为政策失败买单的另一种情报政治化现象，将政策失败归咎于情报的错误引导。前文提到，美国总统福特前期对苏联的缓和政策，得到了情报机构的支持。但随着国内反苏情绪高涨，福特政敌里根的强硬措施在国内呼声极高，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有力竞争人选，而福特的缓和政策正使自己失去民众的支持。福特为在连任中为化被动为主动，对苏开始采取强硬措施[11]114-115，为了迫使情报界妥协和支持，还成立了B队与情报界展开竞争。情报界的妥协也间接证明，之前对苏的情报评估有误，他们低估了苏联发展战略武器的规模和速度，对苏联洲际导弹的存量评估也过于乐观。福特通过间接操纵情报，使情报成为政策失利的挡箭牌，有效的向情报机构转嫁了连任中的政治风险。

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情报界受到白宫压力，提交了符合政策需求的情报评估，直接支持了美国对伊的军事干涉行动。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并未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痕迹。世界舆论开始质疑美国发动战争的动机，布什政府饱受国内外民众遣责，国内政治环境受到严重影响。此时，白宫却指责决策的失误是由于错误的情报，有意将政治风险转嫁到情报机构上来，使情报界成为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布什批准成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WMD Commission)，该委员会指责情报错误百出[11]194，直接将决策的失误归咎于情报界。这表明，情报屈于决策压力，以牺牲情报客观性而迎合决策需求的做法，只会在表面上带来情报与决策的融洽关系，在短期内使情报获得决策的肯定，一旦需要有人为政策失误买单时，情报就难辞其咎。

5.4利用情报成为政治斗争的增强剂利用情报成为政治斗争的增强剂，是情报卷入政治的一种极端方式。2002年7月，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出兵伊拉克问题上有明显分歧。作为执政党的共和党，主张推翻伊拉克政权，以有效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结合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作为在野党的民主党，则认为对伊战争将会带来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两党争论的焦点在于情报的准确性。共和党认为，他们目前所作出的对伊决定都是基于准确的情报。而民主党则认为，目前情报界内部对伊的评估并没有达成共识，情报的真实性也尚待考证。正如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主席格雷厄姆(Bob Graham )所说，白宫目前的决策都是基于旧有的情报评估，并没有新的证据表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对美不良企图。当共和党政府通过情报来支持他们的对伊政策时，民主党议员总能运用情报漏洞对共和党政策提出反对意见[11]159。毫无疑问，两党都在利用情报为自身立场做斗争。但作为执政党的共和党明显对情报界更具约束力并开始对情报界施压，要求其消弥内部杂音，同时提出有利于白宫对伊政策的情报评估。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被迫将原本需要6个月才能完成的《国家情报评估》缩短至3个星期，在内容上夸大了伊拉克对美国的威胁，并得出了主战结论。情报政治化产生之后，情报界在对伊评估上开始倒向共和党，民主党在这场论争中渐落下风。

6结 语

美国情报政治化虽然源于情报与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但情报政治化的现象并不只表现为情报迎合决策，决策操控情报两方面，还表现在情报掣肘决策、情报卷入政治斗争等方面。美国出现情报政治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情报人员与决策者之间需求的差异，即情报人员对情报客观性的需求与决策者对政治有效性需求之间的矛盾。

由于情报相对于决策的弱势地位，这种矛盾可以衍化为决策操控情报、情报向决策妥协甚至情报批评决策等现象。正如杰克·戴维斯所说，“想要改善情报与决策的紧张关系，只能由处于弱势的情报主动而为”，因此，可以从情报人员的动机和思维着手防控情报政治化。一是评估情报人员的思维过程，凯瑟琳·弗森(Katherine Hibbs Pherson)指出，情报人员有意识地展开自我审查是情报政治化最有害、最普遍的形式[24]。将情报人员的思维外化的过程可以避免情报人员的自我审查，客观衡量其逻辑性和合理性，评估其是否具有情报政治化的动机；二是运用结构化方法进行去政治化，运用批判性思维和结构化分析方法，形成应对情报政治化的具体策略，对每一个分析环节展开去政治化评估，从而达到在分析过程中去政治化的目的，解构情报政治化过程；三是构建客观的情报分析文化，形成保密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提高分析人员的客观性和诚信，降低情报政治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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