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政治化特性分析^*(4)

4.3直接操控与间接操控相结合间接操控需要较多时间成本和较低政治成本，而直接操控需要较高政治成本和较少时间成本，决策者往往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决定采取何种操控措施。比如，尼克松为应对苏联SS-9导弹的威胁，决心发展卫兵导弹战略防御计划，但该计划遭受到了公众、参议院和科学家的反对。情报界也认为SS-9不会对美国造成致命威胁，至少在战术性能上还不具备首次打击能力。一开始尼克松只是间接向情报机构施压，通过时任国防情报局顾问菲比尼(Eugene Fabini)牵线搭桥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的同事，意图说服其改变观点[20]。后来，由于《国家情报评估》即将提交审核，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 Laird)直接派助手找到赫尔姆斯，要求其在《国家情报评估》出版前改变与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公开场合观点不一致的表述。赫尔姆斯迫于权力，最终删除了有悖于白宫政策的观点。白宫对中央情报局由间接操控转向直接操控，源于时效风险与政治成本之间的冲突。当时间允许、情况轻缓时，决策者往往采用成本较低的间接操纵，反之，当事态险急时，决策者也不会放弃风险较高的直接操纵。

5政治利益的工具性：情报卷入政治斗争

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下，决策者所推行的政策不仅受民意监督、国会限制，还会有政敌攻击。当政策未达到预期目标或有偏差时，公众舆论就可能引起政治危机；当国会对政策有异议时，就可能通过控制政府资源以削弱政策，或通过设置法律障碍迟滞推行；政策推行过程中留下的瑕疵，也可能被政敌掌握而成为关键时机攻击现行政策的有力武器。大多数情况下，情报对于决策而言，就如同路灯对于流浪汉，“与其说是用来照明视物，不如说仅仅只是用来倚靠支撑而已”。情报往往成为政治当局的利益工具，不知不觉卷入政治事件中。

5.1利用情报提高政策的合理性通过政策与情报评估的一致性来证明合理性。情报机构可以综合各类信息形成情报产品为决策服务，决策者则借此向外宣称决策过程是基于可靠的情报支撑，以证明和提高政策的合理性与说服力。在某些情况下，决策者还可以利用情报的秘密性进行辩护，宣称得到了情报支撑，但情报的来源及内容却由于保密而无法周知。决策者可以不通过任何数据或研究就能直接发布支持自己政策的情报评估[11]47，从而将政治成本转嫁至情报的权威性。特别是面对争议性政策时，情报往往成为天平倾斜的最后一块砝码，或者是支撑决策的压舱石。正如格伦·哈斯特德(Glenn Hastedt)所说，“公共情报机构的的评估具有权威性，它能揭示一些隐藏到人们视线之外的事实真相。它似乎在昭示，如果现在不采取一些明确的行动，那么危险即将降临[21]。”

前文提到，尼克松政府决心发展卫兵导弹战略防御计划，以达到与苏联战略武器间的博弈平衡，但国会并不希望如此。为了提高政策的说服力，尼克松政府不仅向情报机构施压，禁止发表不利于白宫政策的观点，同时选择性批露情报以支撑卫兵计划。尼克松不仅通过发布SS-9导弹的最新遥测数据，以说明其提案有“最新情报”为依托，而且还将有关苏联战略能力的情报有选择的曝光，以寻求国会支持。他批露“据情报显示，自1967年以来，苏联的SS-9导弹能力高出我们预料的60%”，有关SS-9导弹的数据也说明，“……精确覆盖的范围与民兵导弹部署位置基本一致[22]”。国防部长莱尔德在公开会议上发布“最新情报”，甚至还不时解密一些“绝密档案”，他透露，已有200枚SS-9导弹被苏联当局部署，到1975年这一数量将超过500枚[11]90-100。这些“最新情报”和“绝密档案”无疑夸大了苏联导弹的威胁。

5.2利用情报推行民意支持成本较高的政策决策者发布的政策要为民意负责，当政策计划有误或将造成不良影响时，决策需要寻求甚至逼迫情报机构发布支持政策的评估，以降低政治成本，使政策分享情报的公信力。相比于提高政策的法律合理性，用情报影响民意显得更加简单。

公众往往依靠某一细节或情报片断的推断就能重拾对决策者的信任。如决策者与情报官看上去关系密切，有助于减轻公众对于政策的疑虑。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国务卿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向联合国发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演说时，共20多次提到情报，并解密了有关的视频和影像，时任中央情报局长特尼特就端座于鲍威尔身后，默认了这些消息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证实，加强了鲍威尔发言的可信度。

文章来源：《情报探索》 网址: http://www.qbtszz.cn/qikandaodu/2020/0807/3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