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政治化特性分析^*(2)

可见，不管站在情报的角度认为情报政治化会导致情报失误而应该尽量避免，还是站在决策的角度认为情报政治化是一种必然现象而应该加以利用，都应尽可能明晰情报政治化的现象，了解情报政治化的特性。结合来看，情报政治化应具有情报分析的妥协性、情报机构的反制性、决策过程的逆转性、政治利益的工具性等特性。

2情报分析的妥协性：情报迎合决策

情报政治化往往是情报与决策不良关系的反应，缘于情报与决策之间潜在的对抗性，表现为情报客观性与决策有效性之间的矛盾。情报工作需要全面的关联材料、客观的分析问题、冷静的推理判断，这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甚至物力。决策者所需要的问题往往紧迫而仓促，需要在短时间内得出答案，特别是新上任的决策者在面临长期困扰政局的问题时，难免会为获得政治资本而向情报机构施压，这使得情报与决策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而情报从属决策的职能定位，奠定了情报难逃决策操控的弱势地位。情报的妥协性，使情报机构在情报分析过程中选择性认知，以达到迎合决策预期的目的。

2.1罔顾事实情报分析人员不基于客观的证据、严谨的分析流程和分析标准，就给出决策所需的情报评估。比如，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是美国的既定国策，为了给战争贴上正义的标签，美国决策者需要情报界提供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伊拉克进口高强度铝管这一行为被美国情报机构关注，并得出了该高强度铝管是用于提炼浓缩铀的重要工具组件，在此基础上情报机构认为，“目前萨达姆虽没有足够材料来制造核武器，但已经具有获取这些材料的意图[10]”。然而，绝大多数有经验的专业离心机工程师都知道铝管根本不适合用于铀浓缩[11]154。但为了满足决策诉求，情报机构将高强度铝管与铀浓缩技术强制关联，忽视了相关技术要求，给出了决策者期望的结论。

2.2曲意逢迎对于同一现象或同一证据的解释有多种，但有时情报机构会选择站在支持决策意图的角度来解释情报。就伊拉克与基地组织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上，美国中情局得出的情报评估模棱两可。由于中情局在伊拉克缺乏内线，判断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明显缺乏有效证据支撑。一开始，中情局确实态度谨慎，认为目前尚缺有效证据表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勾联；但后来，中情局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不仅得出了对伊主战的结论[11]151，对缺乏证据的解释也是别出心裁，他们认为，“对伊拉克与基地组织关系的掌握存在重大空白[11]151。”这一结论至少含有以下解释，即承认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关系，但对关系的了解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支撑。这一解释一改中情报局之前的谨慎态度，转而向迎合对伊实施军事行动的决策意图上来。

2.3捏造证据即揣测决策意图，虚构子虚乌有证据以迎合决策者。2002年10月，美国《国家情报评估》中明确指出伊拉克一直在试验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0]。该评估认为伊拉克已经拥有100～500吨的生化武器成品。然而，情报部门在这次评估中却撒了谎。他们根本就没有弄清哪些是民用化工厂哪些是军用生化武器研制厂，更加不确定当时军事基地使用的是非常规武器还是常规武器，而关于500吨的数据也是根据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伊拉克的军火库容量的而产生的凭空臆断[11]152-153。为支撑决策层对伊发动军事行动的意图，情报机构不惜捏造证据，以牺牲情报的客观性和情报人员职业操守，来达到满足政策诉求的目的。

3情报机构的反制性：情报掣肘决策

情报与决策之间，既相互对抗又相辅相成。情报需要决策指导，决策也需要情报支撑。当情报出于机构或个人利益向决策提供不实情报，或向公众泄密时，不仅会误导决策，还会置决策于被动，起到掣肘决策的作用。

3.1不客观情报掣肘决策即情报为满足某种利益，向决策提供不实信息，促使决策失误，甚至有损政府公信力。如冷战初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获得更多的预算科目，以增加中央情报局的财政投入，意图在与国防部下属情报机构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所以，中央情报局夸大苏联的武器威胁，极力促成“U-2”侦察机项目，并积极开展对苏边境侦察。1960年，一架执勤的“U-2”侦察机被苏击落，苏联活捉了飞行员并获得了机载设备。但中央情报局却向美国政府保证，飞机被炸毁，飞行员也已身亡，苏联找不出任何证据[12]。这后来导致美国政府颜面尽失，对苏外交也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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