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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诗与情怀——由诗人海子的回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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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被我淡忘后失而复得的文章给我带来的当然是惊喜——好比说你过去下过一个蛋，你记不住了，然后它意外地突然蹦了出来，又惊又喜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篇文章还至少可以提示，当年我的的确确是出道比较早的一位新诗研究与评论者。或者反过来说，在我做诗评、做现代汉语诗歌研究的时候，当今一些研究诗的或写诗评的都还没起步。

我虽然从来不是“悔其少作”的那种人，但现在看起来，我过去这篇《探索：通向罗马之路》的笔法还是有点儿过于繁复，要是现在写就会更斩截干净些。

显然，当时的我是赞许艺术探索的。这是一条底线。然而，我在这里展示1989年第4期的这本《诗神》杂志的主要目的却并非为了回顾我的诗歌道路、我的诗歌评论道路，而是想向大家展示一下该刊该期第12至14页上面海子的几首所谓佚诗，以《1985年诗抄》为名的三首诗：《1985年诗抄》之一，叫《坛子》；《1985年诗抄》之二，叫《种籽》；《1985年诗抄》之三，叫《鱼》。最后这首《鱼》比较短，我给大家读一下：

太阳显而易见地

建造了怀孕之树

骨肉像台阶

一样向上生长

铺向一个成熟的寺庙

语言在我孤独的身体上起伏

显示出

人

或者有人就这样

提出一个问题

只是我的脚

行走的脚行动的脚

陷于河流很久很久

我开始在夜里唱歌

鱼又一次游入我的膝腿之间

像我所遗忘的

一片小小家园

你只要回到东方的家中

和你女人谈一句话

你没有被秋天原谅

祖先们和孩子们一起围坐

在我周围似乎在等我替鱼唱歌

在我读海子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海子既然选择以自尽为归宿，那他最终怎么没有选择投水、投海呢？我知道他1989年带了四、五本书跟他一起卧轨，其中好像有《圣经》，还有一本《瓦尔登湖》，那是关于水的。像包括这首《鱼》在内的一些诗作所显示的那样，海子明显跟水有很大的交集——倒不仅仅在于笔名和本名里都带着带水的字眼。说起来，诗人已经过世了，我们却在这里讨论他死的方式，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儿八卦、有点儿不严肃，其实不是，就是在探究它背后的一些隐在的含义。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位朋友给了我一个启发，他说：“于老师啊，你这么想，从铁路路轨的一个轨看起来，它跟枕木构成了十字架，而且是无数个十字架。两条并排的路轨就构成两排十字架。而耶稣受难也是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当海子选择枕在铁轨上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可能觉得他依托的是一个有意味的背景。”我记得我有一次看过一个视频，描写一个人在地铁铁轨上被撞了，那是很惨的景象——卧轨无论如何都是比较惨烈的死法。但在这位朋友的这样一种诠释之下，海子的卧轨自尽便带有了一点儿宗教的意味。

其实我觉得在20世纪80年代，像在北大和清华这样一些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很有情怀。而这样一种宗教的意味其实也是一种情怀。但是就我所知，在中国固有的氛围里，绝大多数人其实很难特别虔诚地信奉某一种宗教。就像2016年过世的百岁老人杨绛先生，她晚年在回答法国的刘梅竹女士有关信教与否的问题时，就曾这样说道：“我不信教，但是我信上帝。”所以我相信海子也是这样，他可能也并不信什么纯粹的教。我在美国的时候，也老听到有人问：“What’s your religion？”我的回答通常就是：“没有。”如果非得说一个，那可能就是佛教。尽管如此，我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宗教、严肃的宗教都抱持着一种非常尊敬、甚至敬畏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宗教、哲学和诗，就是人类面对宇宙奥秘和生存困境百般索解的结果或结晶，是介乎解与不解之间的一种人生态度。

有一次，我面对上千号大学生演讲时说过：“科学厉害吧，现在好像都能把头割下来给重新安上，很多器官也都能移植甚至再造。至于发射太空飞船乃至登月之类，更是不在话下了。这厉害吧？但是在几千年前坐牛车嘎悠着出行的时候，我们的情感思维、我们的感受能力就已经和现在一样发达了。我们后来的科学发现很多都只是为了便捷、为了让自己的衣食住行更为方便。”所以我就在想，当我们一方面越来越了解宇宙的奥秘的同时，我们所知其实又非常有限，就像我们的大脑，有人说平均只用了15%。所以人类其实正是在解与不解之间，跟诗跟哲学跟宗教发生了关联。我们不解，我们有太多困惑，所以我们往往会投身宗教——很多研究哲学的人最后都归信某种宗教了，因为你发觉无论怎么研究，你都无法找准那个脉，都无法理清自己的脉、人世的脉、整个宇宙以及自然的脉……所以，王小波在他的小说《万寿寺》的最后一章(第八章末段)中才会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所以，高晓松的妈妈、清华建筑系毕业的张克群女士才会从小就跟他和他妹妹说：“人不仅仅有眼前的这点儿苟且，还有诗与远方。”这个诗意的世界我们可以说就是诗，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宗教、就是哲学。而当我们谈到诗与远方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在谈情怀、境界和生存的质量与滋味，但其实说到底也是在谈宗教、哲学、诗，起码与之相干。有一种说法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通常都会很压抑，因为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饱受屈辱的一段历史。但是学哲学的人，例如北大哲学系的教授通常都高寿，因为比较达观，比较看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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